中國人寫歷史的最大問題一向是用歷史服務政治,當權者不但會掩蓋,更會扭曲事實,再以自身的利益為標準來解釋歷史。這也說明為什麼同樣的中華五千年到了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手上就變成兩種不同的故事。
中國人寫歷史的第三大問題是大漢人主義。我們不但不承認被稱之為夷狄的少數民族對中國的貢獻,我們還把許多漢族原應擔負的歷史責任歸罪於少數民族。舉例而言「中國人史綱」一書明確的點出清朝的十二個皇帝中有三分之二不但能幹也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另外三分之一也有中等才智。像明朝那種一連串的草
這就帶到中國人寫歷史的第四大問題「大儒家主義」,透過和帝王世家的結合,儒家千年以來掌握了中國絕對的學術政治資源,也因而長時間掌握記錄歷史的筆。不知不覺,所有儒家應負的歷史責任(如科舉制度及反科學文明的醬缸文化)都消失於無形之中。不過更嚴重的是思想模式的一元化,限制了我們對歷史的客觀視野。
中國人寫歷史的另一極端是把歷史當成流水帳來寫。為突顯作者完全客觀的立場,對歷史的事件不做任何評價與詮釋,而研究歷史的味道與意義也因此嚴重的流失。其實不評價並不代表客觀。最近各級學校的歷史課本雖然在語言上未必露骨的顯現特定的價值取向,但是內容的比重編排上卻全然的反映出特定的意識型態,一樣的是在成就其以歷史服務政治的目的。
中國人史綱重要價值就是在柏楊避開了這些錯誤,站在更公平也更開明的角度來解讀歷史。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要在我們能忠實的面對自己的過去時,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不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