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比爾蓋茲積極投入慈善公益活動，擁有三百億美金以上的蓋茲基金會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慈善基金，蓋茲本人在相關活動上的捐贈應達三百億美元以上。由於佩服他的效率及精神，股神巴菲特也承諾給蓋茲基金會三百億美元以上的捐款。但比爾蓋茲心裡到底想什麼?為何這兩位多年居世界富人白排行榜第一及第二位的先生要如此做?下面這個演講稿應該可以讓我們了解其中的一些理念
英文原文網路上應該很好找，YouTube上也有演講全程的影片，也是學英文的好教材。 下面是我家太后的翻譯:
校長Bok、前校長Rudenstine、即將接任的校長Faust、諸位董監事、師長們、特別是各位畢業生：
等待此刻三十幾年後，我終於可以說：「老爸，我一直告訴你，我會回到學校拿到文憑的！」
感謝哈佛賦予我這榮耀的一刻，明年我將另謀新職.......而拿到大學文憑將對我的履歷非常有幫助。
我衷心讚歎各位以較直接的方式拿到你們的學位。我呢？我很高興Crimson稱呼我為「哈佛最成功的休學生」，我猜我可以稱之為敗部冠軍。
我也要承認是我害Steve Ballmer從商學院休學，我是個壞榜樣，這也是為什麼我被邀請在畢業而不是開學典禮演講，若是那樣，你們中有些人可能就不會坐在這兒了。
哈佛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經驗。學術氣息美不可言，我常坐在一些我根本沒選修的課堂上。住宿生活也很棒，我住在Currier House中的Radcliffe，我\房間常常有一群人逗留到深夜，談著五花八門的主題，因為大夥知道我不擔心一早是否起得來。這使得我很自然變成反社會團體的帶頭者，我們這群人彼此緊黏來證明我們對一般社會人的排斥。
Radcliffe真是個住宿的好地方，那裡女性佔多數，而男性多數是理工宅男，這種組合給我絕佳的勝算──你懂我的意思吧。但我在這兒學到了悲慘的一課，那就是勝算並不保證成功。
我對哈佛最鮮明的記憶是在1975年，我從Currier House打電話到Albupuerrpue的一家公司，他們正在開發世上第一部個人電腦，我向他們兜售軟體。
我很擔心被他們識破我只是個從宿舍打電話的大學生，因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完全準備好，一個月後再說」。太好了，因為我們也還沒有寫軟體。自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的爲我這個額外學分的小型計畫工作，終至帶我走上結束課業之路，但也開啟我的Microsoft康莊之旅。
哈佛讓我記憶最深的是它讓我活在豐沛的活力與智慧中。有時振奮、有時令人生畏，有時甚至使人氣餒，但從不缺乏挑戰。活在哈佛是個殊榮，而我卻提前離開了。雖然如此，我在哈佛的歲月、所建立的友誼及腦袋中的點子卻改造了我。
但當我嚴肅地往回看時……我確有一個深深的遺憾。
離開哈佛時我並未真正認知到世界上存在著可怕的不平等──那些駭人的健康、財富及機會上的落差，讓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活在絕望中。
哈佛教會我許多經濟與政治的新觀念，我也讓我在科學新知上獲益良多。
但人類最大的進步不是在人類發明什麼，而是在於如何利用這些發明來消弭不平等。不論是透過民主、義務教育、有品質的健康照護或廣泛的經濟機會，消弭不平等絕對是人類最崇高的成就。
離開校園時，我不知道這個國家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因無知矇騙而錯失教育機會，也根本不知道在開發中國家有數以百萬人生活在悲慘的貧窮及疾病中。
我花了數十幾年才知道！
各位畢業生，你們在一個全然不同的世代來到哈佛，對這世界的不平等你比學長們懂得更多。在校園的這些年，我希望你們已然想過──在這科技加速進步的時代，我們能如何處理並解決這些的不平等。
想一想，就當成是聊天，如果你一星期能挪出幾小時，每個月有點結餘能奉獻，你要怎麼用才能對救濟及改善生命產生最大的效應？時間和金錢如何花在刀口上？
對Melinda和我而言，我們也有一模一樣的挑戰：如何將我們有限的資源替最多的人做出最大的益處？
在我倆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們讀到一篇相關的文章，提到每年有數以百萬的貧窮兒童面臨死亡；死於那些在我們國家已不再造成傷害的疾病，例如麻疹、瘧疾、肺炎、B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我甚至聽都沒聽過的病──輪狀病毒，它每年帶走約五十萬孩童的性命，以上無一在美國境內發生。
我們極度震驚，假設數以百萬的垂死的孩子是可以獲救的，那麼這個世界就應發明藥、運送藥，把救他們當成當務之急！可是事實不然，只要有人出力，花不到一美元就可以救一條命，可是這偏偏就做不到。
如果你相信生命是平等的，那麼這個事實會讓你感到厭惡：那就是有的命比其他的命更值得救。我們會告訴自己「這不會是真的吧？但它是真的，所以它就是我們付出時的優先對象。」。
因此，我做了在座各位也同樣會做的事，我大聲問：「這個世界怎麼能眼睜睜讓這些孩童死去？」
答案很簡單也很殘酷。救這些孩子在資本市場中得不到報酬，各國政府也不予以補助。所以呢，這些孩子會死是因為他們的在父母資本市場中沒有力量，在我們的系統裡也沒有聲音。
可是你我有這兩種條件！
我們可以發展更具創造力的資本主義，讓市場的力量更能為貧苦者服務，我們可以將市場力量延伸，讓更多人能透過服務最弱勢的痛苦族群來謀利或至少維生。我們還可以向各國政府施壓，督促他們將納稅人的錢用在最有價值的地方。
假設我們能找出一個解決之道，能共創利益及選票，又能兼顧貧苦者的需求，那麼，我們就爲這個世界找到消弭不平等的希望。這是一條無止境的路，但只要用良心來回應這個挑戰，世界必定因而改變。
我樂觀的認為我們做得到。也有持疑論者告訴我這一切是毫無希望的，他們說：「不平等從一開始就存在，也會持續到最後，因為，人們根本就…不在乎」。但我完全不同意。
我相信當我們明白我們在做些什麼時，我們會更在乎。
在此的你我，在某個時刻，都有碰過讓我心碎的人類悲劇，而我們什麼也沒做，不是我們不在乎，而是我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只要知道該怎麼幫忙，你我都會付諸行動。
所以，困難點不在於太少的關心；在於太多的複雜。
要將關心轉化成行動，我們需要看清問題，找出解決方案，評估影響效應，偏偏這三件事的複雜性就阻礙了一切。
就算今日網際網路發達，又有全天候即時新聞，要讓社會大眾了解問題的真相，仍然是件複雜的工程。這樣說吧，當墜機事件發生後，官方會立即召集媒體記者，承諾會盡速調查事故原因，並預防類似狀況再發生。
但是誠實的話，官方其實得殘酷地說：「在今天發生在世界各角落可以避免的死亡中，只有百分之0.5發生在這架飛機上，現在我們決定盡全力來解決造成這百分之0.5死亡的問題」。
比較嚴重的問題不是空難，而是那幾百萬可以避免的死亡。
我們不太看得到這類死亡的訊息，媒體只報導新聞，而百萬垂死的人不是新聞，所以會落在被我們忽略的幕後，而就算是我們看到聽到這個狀況，我們又很難定焦在問題上，當問題複雜到我們不知如何伸出援手時，注視這些受苦的人就成了難事，我們選擇把目光移開。
如果真正能看到問題，我們就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破解複雜，尋找解決之道。
如果要讓我們的關懷發揮最大價值，就必須找出解決方案。如果當任何組織或個人問「我能幫什麼忙？」時，我們都能給他們明確且正確的回應，那麼我相信世界上沒有關懷會被浪費。但問題的複雜性讓我們很難替每一個人找到能落實的行動，結果這些關懷就變成無益。
破解複雜，尋找解決之道可以從四個既定的步驟進行：設定目標、找出最有槓桿效應的方法、尋求最理想的配套科技，以現有的科技做最聰明的應用。繁複的藥品開發如此，簡單的蚊帳發放也是如此。
以愛滋病的傳染為例，整體目標當然是終結此病，具有最大槓桿效應的方法是預防，最理想措施是施打一劑可終身免疫的疫苗，所以各國政府、藥商及各基金會就都在努力研發疫苗，不過這恐怕要耗上十幾年，因此，現階段最佳的預防方式就是讓人們遠離相關危險行為。
要實現目標就得不停地重複這四個步驟，這是固定型態。決定性的重點在於──永遠不放棄思考與努力，切記我們在二十世紀時在瘧疾和肺結核上的教訓──我們向複雜投降放棄。
當你了解問題也找到方案後，最後一步就是評估你努力的效應，分享你的成功及失敗，好讓他人由其中學習。
當然，你也該有統計數據，你要讓大家看到你有個涵蓋數百萬孩童的疫苗接種計畫，也要讓大家看到這樣的疫苗接種能降低多少死亡率，這些統計數據不僅僅可以作為計畫改善的參考，也能吸引政府及企業挹注更多的投資。
如果要激發人們參與，光有統計數字是不夠的，你還要秀出你的工作對人的影響讓大家能知道救一個人的命對他的家庭有多大的意義。
我想起數年前我前往Davos，置身於一個關乎全球健康的研討會議，委員們討論著如何援救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哇！好幾百萬呢！想想看救一條命是如何的令人振奮─然後再把這個感覺乘以百萬倍，可是，那是我參加過最枯燥的會議，枯燥到難以忍受。
這個經驗之所以特別讓我震撼，是因為我當時也剛參與了某個軟體第十三版的發表會，在場的人興奮地又叫又跳，我愛讓人們為軟體而興奮，但爲什麼我們不能讓人們因拯救生命而更加興奮呢？
你沒辦法讓人們興奮，除非你讓他看到感覺到效應，怎麼做？這又是個複雜問題！
但我仍然樂觀。我知道不平等一直跟著我們，但是，那些幫助我們解決複雜問題的新工具可沒有，它們是新的，它們能幫我們落實更多的關懷，這也是爲什麼未來一定會和過去有所不同。
我們這個世代不斷有開創新局的創新--生化科技、電腦、網際網路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來終結極度貧窮，終結那些可預防的致死疾病。
60年前，George Marshall在這個典禮致詞時提出了幫助戰後歐洲的計畫，他說：「我想困難之一在於問題的極度複雜性，而報紙與收音機所提供的鉅量資訊，又很能讓一般大眾了解狀況，這種差距讓我們幾乎不可能明白事情的真正重要性。」
Marshall一席話的30年後，在我缺席的畢業班時代，讓世界變更小，更開放、更透明、更近距離的科技開始萌芽。
低價個人電腦的出現，帶來威力強大的網際網路，讓學習與溝通的機會得以轉型。
網際網路最具魅力之處不僅止於粉碎了距離，讓世界成為你的鄰居，它還能匯集大量的聰明心智致力於解決同一問題，使創新的速度有了驚人的提升。
但在同時，每六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享有這種科技，也就是說許多具有創造力的心智無法參予，這些具有實務智慧與相關經驗的聰明人無法使用此種科技來磨利他們的才能或對世界做出貢獻。
我們希望享有這種科技的人才愈多愈好，因為此種科技能引發讓人彼此互助的革命。它不只能讓政府，也能讓大學、公司、小團體，甚至個人看到問題、看到解決方案、看到他們為60年前George Marshall所關心的飢餓、貧窮及絕望投入的努力所造成的衝擊。
哈佛家族的成員們，在此的各位是這個世界最頂尖的才智團體之ㄧ。
但所為何事？
毫無疑問，在座的教職員、校友、同學及哈佛的贊助人，每個人都有發揮所能來改善在座及世上的其它生命。但我們還能做的更多嗎？哈佛能不能貢獻其智慧給那些連哈佛這個名字都沒聽過的人們？
讓我請求院長及教授們，也是哈佛的智慧領導人，當你們評審新教職員、授予終身職、評估學程，決定學位標準是否達到時，請先問問自己：
我們最優越的心智是否應致力於在解決我們最艱鉅的問題？
哈佛是否鼓勵各位老師承擔世上最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哈佛學生是否學習關注全球貧窮的深度…全球飢餓問題的普遍性……乾淨水源的稀有性…被排拒在校園外的女孩……死於我們可以治癒疾病的孩童？
這個世界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有認識到這個世界最弱勢的一群人的生活？
這不是耍嘴皮的問題，而你們也必須用政策回應。
我那個為我得到哈佛入學許可而驕傲無比的母親從不停止提醒我為別人付出更多。還記得在我結婚前幾天，在她舉辦一個歡迎新娘的家庭餐會上，她大聲唸出一封寫給Melinda的有關婚姻的信，那時她已因罹癌而十分虛弱，但仍然緊抓住這個能傳達她理念的機會，信末寫著「多被給予的人，也多所被期待」。
當你考慮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所被給予的才智、優勢、機會，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期待也應該是幾近無限的。
ㄧ如這個時代做承諾的，我要敦促每一位畢業生承擔一個議題，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深沉的不平等，然後讓自己變成這方面的專家。如果你將它變成生命中的焦點，那就太好了，不過你也不必靠此才能形成衝擊。只要一星期花個幾小時，你就能由網路得到資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看看障礙在哪裡、找出解決之道。
別讓複雜使你舉足不前，積極作為，承擔大的不平等，它會成為你生命中偉大的經驗之ㄧ。
諸位畢業生成年於這個令人驚異的世代，你們離開哈佛時擁有我們那時代所沒有的科技技能，也擁有對全球不平等現象的覺察，這個覺察也可能轉為內在良知，會讓你在放棄那些只需你舉手之勞就可以拯救的人時，良心不安。你比我們當初所擁有的更多，你必須開始更早，持續更久！
有這樣的自知，你怎麼能不如此做。
我希望你們三十年後再回到這裡，檢視你們才智及精力的所完成的作為。我更希望你們不僅以專業上的成就，也要以你對世界上最深不平等的付出，以你如何對待和你ㄧ無所同但卻和你同為人類的人來評價自己。
祝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