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前幾天我投稿聯合報的原文，我寫的是我這幾年心中真正的想法。
我還是比較希望自己的文章是出現在專業學術期刊上，而不是報紙。或許那才是我盡社會責任的最好方式
最近有數位教授或發言、或撰文表達對台灣大學生競爭力的憂心，並以大學生無法準時上第一堂為例，痛心於學生消極冷漠的學習態度。
對台灣大學生的學習態度及生活方式，我個人的觀察和大部份的老師並無不同。事實上，在初任教職的前十年，個人對大學生的指責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看過二十年來我們所栽培的同學在產業界的遭遇，及陪完我兩個兒子進入大學後，我的想法完全改觀了。
在『不能輸在起跑點』的恫嚇下，許多台灣的孩子自幼就在家長們的帶領下，穿梭於補習班、雙語學校及才藝教室之間。等到年紀稍長，生活更是全面與升學結合。學校裡，英數等主科老師熱心向體育、音樂老師借一些永遠不會還的課，各項考試又密集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下課後，補習班教育更是瘋狂上演，要報名某些所謂名師的班級，幾乎和買熱門演唱會的票一樣困難，我知道有些家長甚至為孩子徹夜不眠的排隊，等劃到補習教室的座位後還會大聲歡呼！在這種制度及氛圍下，除非天資特別優秀，否則要升學就得把自己淹沒在填鴨教育的洪流中。
完成學業之後呢？另一場苦難卻又開始了。在過去二十年，我實驗室畢業的研究生大多進入上市上櫃的電子公司，這些所謂的電子新貴在景氣好的時候，面對的是超長的無加班費工時；景氣不好時，遭遇的卻是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無薪假；就算是僥倖不被裁員或停薪，也要面對大老闆的『高度期許』。林百里先生最近這麼說：『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事，以後我要盯著大家的下班時間』、『不景氣、早關燈的公司是有問題的』。其實不只是不景氣時如此，許多企業平時就是這樣操兵，這也說明了為何上班之後許多同學們年紀輕輕健康卻已經亮起了紅燈。
如果，在考上大學前，生活的重點就是升學，青春幾乎留白。離開大學後，生活就是工作加工作，天天九、十點才能回到家，我們怎麼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如此下去，生命還有甚麼可歡喜期待的？
身為大學教授的我，實在應該感到慚愧，慚愧自己無法激勵大學生奮發求學，更慚愧於無力改變國人不可救藥的升學觀念，它讓這些原本該活潑亮眼的年輕人飽受折磨，我也慚愧沒有替我的學生向大老闆們請命，告訴這些企業家，歐美先進國家的工程師都能正常上下班，生產力與國民所得卻還比我們高出許多。勤奮誠然是美德，但當無報酬的加班變成日復一日的常態時，大多數人的身心是無法負荷的，工作也就不會有效率可言。
我的學生能準時上第一堂的人也和其他老師一樣的少，但在看到學生遲到之外，我在他們年輕的臉上更看到疲倦與厭倦，這些不應存在的負面心緒大多是來自於過去十數年間的過勞教育過程，然而這樣偏差的教育制度卻不是他們自找的，而是我們這些老師與家長們在有意無意中所共同創建的。
人才是台灣競爭力的核心，人才的培育有其多元化的環節要考量。台灣的大學生不能準時上第一堂課，要檢討的哪裡只是大學生而已。
